姚孟起谓书之焚在“工夫”与“精神”
发布时间：2021-07-14 10:05:08 点击：次
姚孟起生卒年及生平不详，他的书学思想，集中反映在其《字学忆参》中。他认为书法创造之大要，不在形式上的各种禁忌，工夫和精神才是书法美的根本。
工夫深，虽枯亦润;精神足，虽瘦亦肥。
他认为:晋人书“形不贯而气贯;唐人书，形气俱贯”。各有特色，也各有艺术个性。在创造上，他要求“意居笔先，神随法立”。意居笔先是老话，“神随法立”不是讲有“法”才有“神”，而是讲“法”为“神”而立，他认为这是书法之大要。古人讲法度，讲用法，因何而用?据何而用?集中到一点是“神”、“精神”，“法”是为表现“神采”而用的。
“振衣千初岗，灌足万里流。”作书须有此气象。而其细心运意又如穿针者
束丝纳孔，毫厘不差，便是中窍。
气盛，则言之短长，声之高下皆宜。书亦如之。
所有这些，讲的全是精神，只不过换个说法。除了比较各个书家不同的形式风格，他的《字学忆参》一卷，几乎不讲技法，只讲书理，只讲美学思想。他认为:
字可古，不可旧;尘可旧，尘净则古，古则新。
通常，“古”“旧”是联系在一起的，“新”“旧”是对立的。在这里，姚孟起偏把古、旧分开了，把“新”“古”作为对义词联在一起。 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这里有辩证法。他所指的“古”是古朴，古雅、真拙。在艺术里，这些永远是有生命的。所指的“旧”是陈旧、陈腐、老朽，虽可能有古的形式，但没有“古”的美学精神。实际上不仅是面目陈腐(专以别人的面目为面目)，而且是创作心志为时垢所蒙，媚俗取好，百般点缀，虽似求新，实则陈腐没有生命。而心灵上尘垢净除的人，天真自然，返璞朴归真，是时人所冀求的古代艺术常有的特征。既合古法，又有常新的生命，所以他又说:
清心寡欲，字亦精神，是诚中形外的一证。
显然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，不过说得比较含蓄。
姚孟起也不强求生临古碑而强调品其神韵，以自己的性灵人书。他的说法是:
一部《金刚经》为从生说法，而又教人离相。学古人书.是听佛说法也。
识得秦、汉、晋、唐书法之妙，会以自己性灵，是处处离相成佛道因由。
古碑贵熟看，不贵生临。得其妙，笔始入神。琴古之法，如鬼享祭，吸其
气，不食其质。
古碑无不可学，汉代摩崖，手不能幕者，幕以心。心识其妙，手亦从之。
学汉、魏、晋、唐诸碑帖，各各还他神情面目。不可有我在，有我便俗;追
纯熟后，会得众长，又不可无我在，无我便杂。
《金经》云:非法、非非法，悟得此说，食古无不化。
讲从古人汲取营养和如何汲取，为何汲取，姚讲得最精到，所谓“初学古人不可有我，有我便俗”，这意思是说:临古阶段，自己审美修养差，工力不逮，强调表现我，就难以学得古人，反而出现我的未经锻炼提高的俗态。逐步纯熟以后，又要以强烈的自我决定取舍，各种碑石法帖的优长揉合而为自己的艺术手段。此时如果没有自我.不知取舍、变化，不知揉合，就会手杂—是否一定都是这样，当然还可以考虑。每个人起点不同，书内书外基础修养不同，是不能用一种方法限定的。姚孟起的思想虽较前人开放，但也还有将经验绝对化的地方。不过总的来说，他还是尽量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，注意事物本身的矛盾统一性。 姚孟起谓书之焚在“工夫”与“精神”（2）
他也主张“宁拙毋巧”，不过他不是反对“巧”，而是反对“强事离奇”:
熟能生巧。强事离奇，魔道也。弄巧成拙，不如守拙。
他赞成“巧”，肯定“巧”的审美价值，但要熟谙艺术规律，自然产生的巧。技法不熟，功夫不深，强事离奇，就是魔道;“弄巧”就是强事离奇。强事离奇，便扭泥作态，全无真趣，反不如老老实实。守拙就是保持率真，尽其自然。这既是宋人的“得之自然”的继承，也是傅山“宁丑毋媚”，“宁拙毋巧”的美学观的继承，但比傅山要全面。
他也把“拙”看做是一种不可强求的时代精神。说:
秦汉之书，巧处可及，拙处不可及。
即作为技术的“巧”，后来人是可以达到的。但是秦汉人之“拙”，不是以技巧创造出的，而是时代精神气格的自然流露，因此，是后人不可达到的。这与梁同书的时代气运观有共同处。
正因为他反对‘.弄巧”，主张“弄巧”不如“守拙”，对于古人所创造的法度的学习和掌握，他辩证地把“学技法”与“得自然”统一起来:
书无定法。莫非自然之谓法。
这是很深刻的思想。法在自然中，法从自然来。尽得自然就是“法”。又是对“笔笔有出处”、“字字有来历”那种食古不化的书学观的直接批判。而且举出例证说:
隶法推汉，楷法推晋，以其自然也。唐人视法太严，故隶不及汉，楷不及
晋。
真是一针见血。相反，到了北宋，书家没有为唐法所缚:
苏书左伸右缩，米书左缩右伸，皆自出新意，不落古人案臼。
各有各的境界、意趣，不能说他们没有法度。这都是元明人所不曾有、也不敢有的思想观点，但又是确有见地的思想观点。
为什么以前人没有这种见识?为什么此时的思想认识这般活跃?看看整个形势，就知道一场大变动大突破已在躁动之中了。他们许多论点，大都有前人、时人书论的渊源。但又不是陈言的重复，而有自己的生发。如他讲书之生熟间题，就不同于董其昌等人。他说:
书贵熟，熟则乐。
意思是作为基本技法，贵精熟，贵得心应手。得心应手，心手双畅，就是可乐之事。接着他又说:
书忌熟，熟则俗。
如果只有技术的精熟，而没有艺术境界的不断追求，不能表现高尚的情性、学养、审美境界，这种熟，便是俗，并无多大的艺术价值。这两句话是从两个不同层次讲，但两个层次又须联系在一起，不可分割。技巧不熟不行，只有技巧的熟而不能努力充实以学养也不行。
工夫深，虽枯亦润;精神足，虽瘦亦肥。
他认为:晋人书“形不贯而气贯;唐人书，形气俱贯”。各有特色，也各有艺术个性。在创造上，他要求“意居笔先，神随法立”。意居笔先是老话，“神随法立”不是讲有“法”才有“神”，而是讲“法”为“神”而立，他认为这是书法之大要。古人讲法度，讲用法，因何而用?据何而用?集中到一点是“神”、“精神”，“法”是为表现“神采”而用的。
“振衣千初岗，灌足万里流。”作书须有此气象。而其细心运意又如穿针者
束丝纳孔，毫厘不差，便是中窍。
气盛，则言之短长，声之高下皆宜。书亦如之。
所有这些，讲的全是精神，只不过换个说法。除了比较各个书家不同的形式风格，他的《字学忆参》一卷，几乎不讲技法，只讲书理，只讲美学思想。他认为:
字可古，不可旧;尘可旧，尘净则古，古则新。
通常，“古”“旧”是联系在一起的，“新”“旧”是对立的。在这里，姚孟起偏把古、旧分开了，把“新”“古”作为对义词联在一起。 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这里有辩证法。他所指的“古”是古朴，古雅、真拙。在艺术里，这些永远是有生命的。所指的“旧”是陈旧、陈腐、老朽，虽可能有古的形式，但没有“古”的美学精神。实际上不仅是面目陈腐(专以别人的面目为面目)，而且是创作心志为时垢所蒙，媚俗取好，百般点缀，虽似求新，实则陈腐没有生命。而心灵上尘垢净除的人，天真自然，返璞朴归真，是时人所冀求的古代艺术常有的特征。既合古法，又有常新的生命，所以他又说:
清心寡欲，字亦精神，是诚中形外的一证。
显然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，不过说得比较含蓄。
姚孟起也不强求生临古碑而强调品其神韵，以自己的性灵人书。他的说法是:
一部《金刚经》为从生说法，而又教人离相。学古人书.是听佛说法也。
识得秦、汉、晋、唐书法之妙，会以自己性灵，是处处离相成佛道因由。
古碑贵熟看，不贵生临。得其妙，笔始入神。琴古之法，如鬼享祭，吸其
气，不食其质。
古碑无不可学，汉代摩崖，手不能幕者，幕以心。心识其妙，手亦从之。
学汉、魏、晋、唐诸碑帖，各各还他神情面目。不可有我在，有我便俗;追
纯熟后，会得众长，又不可无我在，无我便杂。
《金经》云:非法、非非法，悟得此说，食古无不化。
讲从古人汲取营养和如何汲取，为何汲取，姚讲得最精到，所谓“初学古人不可有我，有我便俗”，这意思是说:临古阶段，自己审美修养差，工力不逮，强调表现我，就难以学得古人，反而出现我的未经锻炼提高的俗态。逐步纯熟以后，又要以强烈的自我决定取舍，各种碑石法帖的优长揉合而为自己的艺术手段。此时如果没有自我.不知取舍、变化，不知揉合，就会手杂—是否一定都是这样，当然还可以考虑。每个人起点不同，书内书外基础修养不同，是不能用一种方法限定的。姚孟起的思想虽较前人开放，但也还有将经验绝对化的地方。不过总的来说，他还是尽量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，注意事物本身的矛盾统一性。 姚孟起谓书之焚在“工夫”与“精神”（2）
他也主张“宁拙毋巧”，不过他不是反对“巧”，而是反对“强事离奇”:
熟能生巧。强事离奇，魔道也。弄巧成拙，不如守拙。
他赞成“巧”，肯定“巧”的审美价值，但要熟谙艺术规律，自然产生的巧。技法不熟，功夫不深，强事离奇，就是魔道;“弄巧”就是强事离奇。强事离奇，便扭泥作态，全无真趣，反不如老老实实。守拙就是保持率真，尽其自然。这既是宋人的“得之自然”的继承，也是傅山“宁丑毋媚”，“宁拙毋巧”的美学观的继承，但比傅山要全面。
他也把“拙”看做是一种不可强求的时代精神。说:
秦汉之书，巧处可及，拙处不可及。
即作为技术的“巧”，后来人是可以达到的。但是秦汉人之“拙”，不是以技巧创造出的，而是时代精神气格的自然流露，因此，是后人不可达到的。这与梁同书的时代气运观有共同处。
正因为他反对‘.弄巧”，主张“弄巧”不如“守拙”，对于古人所创造的法度的学习和掌握，他辩证地把“学技法”与“得自然”统一起来:
书无定法。莫非自然之谓法。
这是很深刻的思想。法在自然中，法从自然来。尽得自然就是“法”。又是对“笔笔有出处”、“字字有来历”那种食古不化的书学观的直接批判。而且举出例证说:
隶法推汉，楷法推晋，以其自然也。唐人视法太严，故隶不及汉，楷不及
晋。
真是一针见血。相反，到了北宋，书家没有为唐法所缚:
苏书左伸右缩，米书左缩右伸，皆自出新意，不落古人案臼。
各有各的境界、意趣，不能说他们没有法度。这都是元明人所不曾有、也不敢有的思想观点，但又是确有见地的思想观点。
为什么以前人没有这种见识?为什么此时的思想认识这般活跃?看看整个形势，就知道一场大变动大突破已在躁动之中了。他们许多论点，大都有前人、时人书论的渊源。但又不是陈言的重复，而有自己的生发。如他讲书之生熟间题，就不同于董其昌等人。他说:
书贵熟，熟则乐。
意思是作为基本技法，贵精熟，贵得心应手。得心应手，心手双畅，就是可乐之事。接着他又说:
书忌熟，熟则俗。
如果只有技术的精熟，而没有艺术境界的不断追求，不能表现高尚的情性、学养、审美境界，这种熟，便是俗，并无多大的艺术价值。这两句话是从两个不同层次讲，但两个层次又须联系在一起，不可分割。技巧不熟不行，只有技巧的熟而不能努力充实以学养也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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